近年來，我國高職教育在產教融合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，產生了一大批典型案例。但是從總體看，一些院校的產教融合實踐仍停留在形式層面，持續性不強，實踐效度不高，與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還有不小差距。高職院校要在教育強國建設中科學定位、有所作為、實現高質量發展，必須深入把握產教融合規律，重視產教融合實踐的準確性、有用性，即“效度”。

敏感把握“融合”新導向。產教融合理念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新中國成立初期“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”的教育指導思想，其概念則是在2013年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中首次正式提出。之后，國家又配套出臺了一系列推進產教融合的政策和法規，有效推進了我國產教融合創新實踐。而《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（2024—2035年）》明確的“塑造多元辦學、產教融合新形態”重點任務，第二期“雙高計劃”明確的“產教融合高質量”目標導向，職業教育專業教學標準要求的校企協同建設“產教融合實踐中心”項目任務，都鮮明地導向高職產教融合的高質量、能落地、可持續，具有不同于中職、普通高校的“復雜技術技能”的高職特色。高職院校如何把握新導向、學習借鑒典型案例精髓，通過實踐創新突破“形式合作”“一頭熱”，實現可持續、真融合、高效度，還需要更深入地把握產教融合的本質內涵和實現機理。

準確把握“融合”的本質。產教融合是產、教“跨界”合作，在合作中實現融合，體現在深度和廣度兩個方面。這既是政策要求，又是產、教雙向需求使然。從政策要求和合作主體來看，產教融合有兩層關系：宏觀上指產業界與教育界深度合作、互利共贏的關系，表現為彼此契合；微觀上指產業與教學密切結合形成相互支持、相互促進的關系，表現為渾然一體。前者是后者的導向和要求，后者是前者的內容和實踐，這兩種關系都具有“融合”特征，其本質是利益關聯、相互賦能、跨界共贏。利益關聯要求具體教育因素與產業發展因素、企業生產因素深度融合，形成“你好我也好”的利益共同體。相互賦能要求相互關聯因素有機鏈接，形成“彼此成就”的能量共同體。這種共同體不是索取式、依附式的單向度能量流動，也不是簡單的物理疊加、華麗貼面，而是具有共生、共促形態，具有躍升、裂變性質的生態共贏關系。

科學把握“融合”的機理。融合是合作主體從觀念到實操到結果再繼續合作的有機循環過程，產教融合就是融合主體、客體、主客體行為及其相互關系、相互成就的邏輯。高職院校與相關合作方的融合，首先要有合作的需求和與對方合作的意愿，這是能夠推進合作行為、實現合作結果的前提；然后經過由淺入深的項目對接、協議簽署、合作行動來實現合作方各自的預期目標。在這一合作過程中，需要經過項目推進、協調配合、過程糾偏、調整充實、彼此獲益的復合性環節。從高職院校來看，合作內容體現在人才培養、就業創業、技術創新、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上，合作核心則體現在教師深度參與、學生成長受益上。如果合作過程愉快、合作結果共贏，合作行動就可持續，就能形成“彼此離不開”并可以量化評價合作成熟度的融合關系。科學有效的產教融合，是建立在價值追求、利益需要、互利共贏基礎上的具有高效度的契約關系。

理性把握“融合”的基礎。市場主體多元，合作主體各有特色和優勢，任何合作都具有“回報性”特點，產教融合相關合作方能否“對上眼”“攜起手”“傾心合作”，關鍵在于合作能否取得給予彼此顯性可見、難以取代的合作“回報”。顯然，高職院校要與合作主體順利并持續開展合作，首先學校應具備有用、有益、有效的合作資源、合作優勢和合作能力；同時，合作伙伴也能為學校人才培養、“雙師型”教師隊伍建設、文化育人等帶來豐厚回報。回報是雙向度的，既可以是物質層面的，也可以是精神文化層面的，這是能夠深度“融合”的基礎。高職院校在選擇合作對象時，必須深入把握自身的人才、專業等教育資源優勢，明確自己能為對方提供什么；也要科學識別合作對象，深入把握合作對象的文化、資源和技術優勢，確保合作成果能反哺人才培養、助推學校發展。合作內容、合作對象準確，合作行為、合作成果有用，合作效度就有了堅實的基礎。

務實把握“融合”的深度和方式。研究視角不同，對產教融合的認識程度、深淺把握、推進方式、表達形式、歸因分析也會有所不同。高職院校在推進產教融合時需要明確：要不要推進融合、我能融入什么、我能融得什么、和誰融合最優、深層融合還是淺層合作。在知己知彼的基礎上，再優選合作項目、合作伙伴、合作方式、合作深度、合作廣度，既可以根據人才培養、專業發展、辦學需要選擇單項目、單主體、短時間的合作，也可以選擇多項目與單主體、多項目與多主體長時間立體式的合作；既可以形成集團式融合體，也可以形成區域聯合式、行業融合式的共融共創共生的共同體；合作預期既可以是有顯示度的合作成果，也可以是價值隱含的合作成果，還可以是供給側、需求側諸要素雙融合的合作成果。產教融合目標是校企專業共建、人才共育、過程共管、資源共享、責任共擔等融合效度的決定性因素，所以合作深度取決于合作目標的設立和創新成果的支持力，合作方式取決于合作的目的性、資源的支持度、制度的供給度。因此，產教融合實踐效度必須建立在融合態度、融合深度和融合方式的科學耦合上。（方桐清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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